沈阳军区陆空联合训练趋常态化 催生新型指挥员


 发布时间:2020-09-22 12:42:00

同时,他们还充当“红”军指挥员,果断处置一份份“敌”情通报。“‘敌’特战小组已秘密潜入我防御地区,无人侦察机对我防御阵地进行了侦察,其行动表明将对我实施地面攻击。”……一份份营指挥员提供的决心建议由上级首长当场讲评,不足之处立即改正。该师参谋长丁莹对笔者说,以往,营指挥员大多习惯

“……5、4、3、2、1。点火!”5时28分,随着“01”指挥员一声令下,烈焰飞腾,声震山谷,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迎着清晨第一缕朝阳,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轨迹。“遥测信号正常”“设备跟踪正常”……与此同时,西昌指控中心大厅内灯火通明,回荡着来自各个测量设备的报告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火箭飞行轨迹、各系统工作状态参数,各级指挥员精准调度,有条不紊。据了解,西昌指控中心为适应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利用很短的任务间隙,倒排计划对配套信息系统软件实施配置化、控件化改造,有效降低了操作风险和维护风险。

为确保陆空联合指挥、联合作战效果,他们还为担任主攻任务的陆军团设立空军引导员席位。在联合指挥部设立空军席,将空军参战力量前指“搬”过来,空军指挥员从过去的配属地位转变为联合指挥重要一员,可根据战场变化直接调动空中战斗力量,使“敌情”判断更加准确、指挥程序更加简化、力量运用更加精准。在重要作战阶段和遂行特殊作战任务时,陆军指挥员还可委托空军指挥员指挥调动陆军地面攻击群队联合作战。联合进攻战斗打响后,经过两个回合激烈较量,担任主攻任务的师属某机步团,终于在“敌”坚固防御阵地前沿艰难地撕开突破口,快速向“敌”纵深挺进。

这个问题并没有影响发射,旁人也劝他“何必较真”,但任务一结束,王光义就带着同伴在80多米的火箭吊车爬上爬下,在每根长约百米的电缆上寻找断芯点。“我们使用电容法和精密测量仪器,先是找到断点、更换电缆,然后发现并解决了制动器开关跳闸等问题。”王光义自豪地说。这股韧劲令人信服,地面勤务系统指挥员符一行说,“听着他的指挥口令,我们干活手上顺畅,心里也踏实”。4月20日,中国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将首次实用性亮相。此次任务还有一个特点是“零窗口”,即点火发射要分秒不差。第二次“披挂上阵”,带着6万余字的笔记,王光义多了一份自信和从容。“我们从长征七号‘首飞’结束后就已开始准备天舟一号飞行任务。”他对记者说,“虽然有压力,但我们必胜的信心更大!”“迎天舟高举旌旗,隔一载再战长七。零窗口如山压力,有我在百倍信心!”王光义在发射前这样写道。(完)。

如今,“番号”“代号”不分的情况少了,“商量式”的命令没有了,把“摩托化行军”说成“乘汽车过去”的白话命令绝迹了。在他们的示范引领下,战士们学用《军语》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军语》逐渐取代所谓的时尚网络用语,成为训练场上最受欢迎的沟通方式。3月下旬,该旅再次组织对抗演练。到达进攻出发阵地,红军指挥员在配属炮兵完成“火力准备”后,立即指示先头“佯攻”、左翼“佯动”、右翼“迂回”。遇“敌”退守后,果断先“攻城打援”再“各个击破”。

转战文昌,胡旭东对自己的要求没有止步,为了适应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全新的指挥模式,他没有照搬西昌做“01”的经验,而是探索出一套新的指挥模式。文昌航天发射场初建时,绝大部分岗位人员没有执行发射任务经验,为了培养人才队伍,胡旭东带着第一批骨干开始技术攻关。2012年,他再次带领技术骨干赴北京、西安、上海、天津等地研究学习新一代火箭知识,对岗位人员进行锤炼。截至目前,他先后为文昌发射场各系统培养了20余名系统指挥员,为动力系统培养了40余名岗位技术骨干、操作能手。

”射前半小时,全区指挥权交给0号。这要求指挥员不但熟悉口令,还要掌握发射场、火箭、飞船等各系统情况,具备全面协调指挥的能力,在发射过程中对出现的突发问题还要有应急处置能力。虽然是首次担任这一重要角色,郭忠来却对圆满完成“神七”任务充满信心。他1991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发动机专业,今年3月任发射测试站站长。曾担任“神舟”五号、六号火箭分系统指挥,在卫星发射任务中担任过0号指挥员,2006年参加了国际空间班交流培训,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荣立二等功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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