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国际学院


 发布时间:2021-05-12 01:28:18

教育部希望在这些高校中,挂靠一个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以研究论证地方高校的发展。该中心最终挂靠在了山西大学,刚留校任教不久的李培凤成为该中心的秘书。李培凤形容,因为这个中心,一方面,山西大学在各省部共建大学中有了影响力;另一方面,借着研究中心的平台,山西大学能及时了解教育部的想法

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清华大学的招生标准,青海大学每年可以派出一部分青年骨干教师,到清华大学深造,提高学历。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2016年从青海省委书记任上调任山西。在青海工作了13年的他,十分了解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的模式、方法。据知情人士介绍,来到山西后没多久,骆惠宁就提出请国内顶尖大学对口支援省内大学一事。多名受访者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山西省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的相关领导也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因此极力促成北京大学与山西大学的对口支援。

拨款直接影响学校的预算。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在《关于“部省合建”政策的思考》中提出,预算方面,部省合建高校通常在4亿到33.9亿元,而985高校则在14亿到200亿元。山西大学2018年的预算数字在18亿左右,而在预算数字上领跑部属高校的清华大学,2018年预算是269亿,前后数字相差近15倍。据山西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文清介绍,今年,山西大学获得国家拨款1亿,山西大学配套5000万。接下来,部省合建大学的财政拨款是否会有变化、是否能做到与部属高校一视同仁,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不少想要进入国家队的高校,开始铆着劲成为省部共建大学。三年之后,省部共建大学数量翻番,达43所。截至2017年10月,教育部参与的省部共建大学共79所。而如果算上其他部委参与共建的大学,目前已有120所左右省部共建大学,遍及全国。学校多了,范围广了,有好处,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教育部最初的愿景,即发展中西部的高等教育、平衡东部与中西部教育资源,就难以着力实现了。教育部再次提出,还是希望能对中西部大学给予政策倾向。

贾锁堂对《中国新闻周刊》笑言:“我就是祥林嫂,这是我当校长期间的一号工程。”贾锁堂说,这是“帽子”,更是平台,有了平台,才能名正言顺。“咱们先进去,(成为部属高校),有了名分再说,这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你自己争气一点干好了,教育部觉得这帮人还能干成事,咱们再说争取更多的支持、更多的资源,不能一下子给国家提更高的要求。”对抱团取暖的14校来说,继2016年“十三五”规划发布后,又在2018年迎来了机会,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那时候,学校的预算就五六个亿,工程每年一个亿的财政拨款,以及省里5000万的配套金,可以说是雪中送炭,非常解渴。学校的队伍建设和基础保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为后面的部省合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工程从2012年持续到了2015年年底,工程快结束时,你作为校长,是否会为山西大学下一步的发展而感到焦虑?今年,教育部宣布山西大学成为部省合建大学,是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焦虑?贾锁堂: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并不长远,当时也是先搞一期,大家试一试。

相较之下,山西大学显然应该申请参加后者。2012年,顺利加入“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山西大学,得到的资金支持与此前的2000万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之后的四年里,山西大学平均每年得到国家财政拨款一个亿,而按照规定的1:0.5的配比,山西省平均每年要给山西大学配套资金5000万。因此,山西大学平均每年得到额外的项目资金支持是1.5亿。山西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文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学校的预算始终徘徊在三亿左右,学校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提出,到“十二五”末期,力争预算达到七八亿。

贾锁堂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方法,是人才的引入,尤其是海外人才的引入。学校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文清介绍,2012年之前,学校的人才主要靠培养,2012年之后,大家普遍认为,引进人才更有效。这与学术环境的变化、归国人才增多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学校认为,靠本土培养一个国家级人才,十分困难,而引入的人才,则往往能很快成长起来。“同等年龄、同等学历的情况下,外来人才的科研实力远在我们现有人才的水平之上。”双一流大考的2020年已近在眼前,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打造出世界一流学科,吴文清认为,引入人才,让人才建立高水平团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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