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捐赠连续两年下降倒逼透明捐赠


 发布时间:2021-02-25 16:07:44

据了解,目前长沙县慈善事业,款项来自国家和省市投入、长沙县财政注资及社会善款。以2010年帮助危房户、无房户安居为例,上级拨款和本级财政资金只能解决450户,进不了计划的另外约50户靠善款得以维修或者重建住房。按照政策,重病特困家庭、孤儿、贫困学生等能够获得的补助资金标准很低,长

募捐箱的善款长毛固然触目惊心,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慈善机构在运行管理上的“暗箱”。近日有媒体曝光,成都市红会在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善款,因多年未取,箱内一些纸币已经发霉,甚至长出白毛。尽管过去了几年,但人们对汶川地震后席卷全国的慈善浪潮依然记忆犹新。正是从那时起,国人开始了爱心燃烧的岁月。谁想到,当年人们捐出的一些善款,竟被漠然置之,扔在街角发霉长毛。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无疑亵渎了公众的爱心,并可能使红会总会挽救公信的努力遭遇挫折。

但正因以往慈善业不够发达,才更要以充分的来源流向信息公开,去对接公众的监督诉求,提振他们对慈善的信心。毕竟,汶川地震是国内慈善史上有着分水岭意义的节点,将相关“救命钱”的来源去向和运作过程等悉数公开,对民众爱心的培育、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汶川地震作为过去时有8年了,很多人在回溯这场灾难时,都会不断复盘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变。而与灾难伴生的捐赠史上奇迹,以及奇迹连着的是怎样的善款处理方式,也是打量灾难是否推动了社会进步的“硬指标”。就此看,有关方面能否将公开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等提上督办议程,别让类似问题成为“年经帖”,意义不容小觑。

其次,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一定不能公开。比如,捐赠人要求隐去身份、受益人提出保护隐私等,都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慈善组织对不宜公开的信息公开了,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关于善款使用情况的公开申请,捐赠人只能申请公开自己捐赠部分善款的使用情况,这是一种有限权利。如何监管慈善组织问七:慈善募捐与慈善捐赠有何不同?为什么慈善募捐要依托第三方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法草案在规范和监管慈善组织方面有哪些具体规定?郑功成:募捐的主体是慈善组织。

而美国2007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2.2%。而在2005年,中国1000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到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零捐赠”,没有履行慈善义务。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捐赠资金不足的问题,才不会出现更多的“索捐者”,更不会出现类似暴力劫持“小天使”基金工作人员事件的发生。道德、制度、法律,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三套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滞后,还在于法制不完备。

韩国使馆去年义卖筹得万余善款“夺冠”,今年展位虽不大,但里外围满人,烤肉酱、米酒和部分化妆品不到两小时就被抢购一空,亲自前来义卖的公使夫人林美敬表示,很荣幸能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大爱无国界”义卖自2009年至今,“大爱无国界”国际义卖活动已连续举办五届,可谓小型“万国博览会”,也被视为中国“夫人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今年,钱韦从外交部扶贫工作名誉大使、国务委员杨洁篪夫人乐爱妹女士手中,接过“接力棒”,开始发起这一公益活动。钱韦在致辞中介绍,利用过去所筹善款,已进行云南两个贫困村的整村改造、修建两座教学楼,在河北西柏坡和甘肃舟曲建起残疾人康复站,为河南新乡15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去年还向云南地震灾区提供支持。京华时报讯(记者商西)。

从8月15日起,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次致电邓志新。她在电话里表示,确实有用自己个人账户收款的问题,并表示“以前就是这么做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书面形式发出问题,邓志新表示自己工作很忙,“而且这些问题,用电话和文字的形式,都说不清楚”。经多方核实,中国青年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天使妈妈”涉及的个人账户收取善款有几个渠道,都是以邓志新名字开户的。具体如下:工行账户收到885696元,招行账户收到2629061元,支付宝账户收到1186018元,“天使之家”项目现金收入捐赠款3492350元,其他渠道收取103082元,共计8296209元。

山东聊城15岁少年闫森去世后捐献器官救5人,其生前学校聊城市文轩中学为其贫困的家庭募捐31万元,在给了家属6万元后,学校却将剩下的25万余元转捐当地慈善总会。“不合情理”的转捐,伤透了家属的心。对此,学校称“这些都是按协议执行的”,聊城慈善总会则表示,“捐款一旦进入慈善总会,就不能再退出。”(《人民日报》7月15日)原本是为贫困家庭募集的捐款,却被募集方转捐慈善总会,这样做是“不合情理”的。闫森的家庭两年来饱尝疾病的困扰,不仅他自己患病,他的姐姐闫淑青也患了尿毒症。

这是个相当苛刻的数字。日前,项目执行情况反馈传来:3%管理费也能完成项目。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半年间,西南五省区市92150户受灾农户每户足额收到2000元的资助善款。能完成,不意味着没争议。在项目总结会上,围绕3%这个限定,一场辩论展开。正方是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他在评估项目时指出,3%的管理费界定过于严格。他认为,鉴于目前公益组织的执行力偏弱,若这样的指标被效仿,反而不利于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不利于吸引人才加入公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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